【拒婚=背盟？孙权的委屈比黄盖的苦肉戏还假】总是有人问，关羽辱骂孙权求婚使者、抢劫孙权湘关米是否属于背盟行为？其实不是，背锅罢了。先是，权遣使为子索羽女，羽骂辱其使，不许婚，权大怒。
《三国演义》扩展了关羽具体的辱骂之词“虎女焉能嫁犬子”，其实史书上并没记载关羽具体骂的是什么，但绝不可能直接骂为子提亲的盟友孙权为犬的。关羽是傲，但不是二愣子。
首先，关羽骂的不是孙权，而是骂辱其使，不许婚。我们且以此事可信来分析，为什么不许婚，且骂辱其使？
孙权遣使求婚，不知是何时之事，也没法推论，总之是关羽留镇荆州时候。关羽的身份是刘备的镇荆州大将，是很敏感的位置。而孙权遣使向关羽联姻，就是非常不合规的行为。
结盟关系是双方的主公孙权和刘备，如果孙权真纯粹为子求婚，应去找刘备谈，而不应该私下与刘备的镇边大将联姻。
孙权此举，本就有阴结关羽、离间刘备关羽的嫌疑，相当于是把关羽当独立的势力来拉拢。于情于理，关羽都不能答应。如果关羽答应了与孙权联姻，这才是值得重视的大问题。
而不答应婚姻，为什么要辱骂其使呢？
如果孙权联姻的要求，是送个女儿过来给关羽儿子，那关羽好声好气的表示，要汇报刘备，协商一下，是正常的外交礼节。
但孙权这个联姻的要求，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，也就是说，使者来就是直接要带走关羽女儿的。既是离间刘备、关羽，也是要留关羽女儿在东吴为质。
孙权之心都这么公然了，关羽还要好声好气的礼貌拒绝吗？关羽只是骂辱其使者，并不是主动挑衅的外交事故。
所谓“权大怒”而有后来袭江陵之事，更是强行给予因果解释。东吴要夺回南郡，是必然且筹备已久的，是江南立国战略，根本不在于南郡镇守的是谁，态度是否和睦。
即便如此，那关羽是否对东吴有不和睦的态度表现呢？
吕蒙、陆逊分析关羽“好陵人”，其实，史书没有任何记载，关羽曾陵过他们。吕蒙视关羽为一生宿敌，三句不离关羽，也没提过他们之间有结怨、关羽有过份的地方。
别看吕蒙对关羽有魔怔般的执念，从吕蒙对关羽“长而好学，读左传略皆上口，梗亮有雄气”的评价，且作为自己克己读书的激励，吕蒙非常欣赏关羽。他们如此仇视关羽，只是因为关羽镇着他们上游，是国之事。
这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必须仇视，必须剖析其弱点。为了争取伐荆州的支持度，战略上必须藐视敌人。而关羽能被战略上藐视且利用的，就是“骄于士大夫”的荆州团结问题。
吕蒙、陆逊与关羽的交流，都是建立在假意讨好的基础上。这说明，表面上一定是和睦的。
所以关羽在战前跟陆逊通信，战时跟吕蒙通信，都是建立在一贯和睦的交流方式上进行的。也就是这样，中了他们的“攻心”的圈套。
所以说，关羽在与吴国对位武将的外交中，并没有一例能证明，他主动造成过“人和”问题。
没有挑衅东吴的例子，反而落到实际联盟事务上，关羽他也曾与苏飞配合，北伐乐进、文聘，响应孙权抵抗曹操的牵制请求。
鲁肃和关羽单刀赴会时，鲁肃在那慷慨陈词，各种责斥，关羽也没对喷。其实鲁肃根本没理由在那责斥关羽，关羽率军与鲁肃对峙益阳，是刘备命令的，不是关羽要开战的，战不战，荆州怎么分，都不是关羽能决定的。所以，不管你说的有道理没道理，关羽都是“羽无以答。”
东吴那边，把联盟破裂的责任推给关羽，是必然结果，包括出兵时还搞个聊胜于无的擅取湘江米。
擅取湘关米，又是咋回事呢？
东吴临时换主演，由陆逊接替吕蒙，原因是陆逊明白事，还说话好听，计谋又深远，此时尚无名，更能迷惑关羽。陆逊上任后，跟关羽通了两封信。
两封信，把关羽大大夸赞一番。
您水淹七军之壮举，虽晋文城濮之师，淮阴拔赵之略亦不如也！如今徐晃作为援军，虽然畏畏缩缩，不敢前进。但关公您还是千万别轻敌，期待着您大获全胜！
仆一介书生，不太懂军事，但对关公您的敬仰之情，如淹七军之滔滔汉水，连绵不绝！
关羽览逊书，有谦下自托之意，意大安，无复所嫌。谦下之意，咱都看出来了。啥叫“自托”呢？这就意味深长了。毕竟，陆逊代表的是江东四大家族。
这时候的三角博弈关系，最佳入场时间是趁双方打的两败俱伤之际，卞庄刺虎，一赢二输。
但战争形势发展的出人意料，关羽以碾压性的胜利生擒于禁七军，把襄阳、樊城围成死地。而曹魏，一时间也再也拿不出大军来救场。从他把希望寄托于孙权，就能看出来他急了！
樊城那要破不破的鬼样子，不知能挺到啥时候。但从战争走势来看，关羽即将大获全胜，那东吴就得尽快出兵，在他全据襄荆、或蜀汉出兵支援之前，袭击江陵。
在吕蒙病退，陆逊接替后，第一封信的效果就让关羽稍放松警惕，稍撤兵以赴樊。
在关羽水淹七军后，兵粮不足，而又把前线紧张、兵粮不足这个信号释放给了东吴。东吴立即出兵向荆州。
东吴袭关羽的契机借口是“托以粮乏，擅取湘关米”，既然是“托”，那就是正式的打招呼。而打招呼的对象，自然是陆逊。
陆逊第二封信，写在关羽水淹七军后，徐晃已到达前线时。信里所说“喜邻威德，乐自倾尽”已是申请提供支援之意。
这个“擅取湘关米”，极大可能是陆逊承诺送的。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吴、蜀分荆州，以湘水为界。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以东属吴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属蜀。 湘水实贯于数郡间矣时又置关水上，以通商旅，谓之湘关。
湘关，等于是吴蜀两方划湘水为界后，两方物资运输交接点。东吴弄一堆米运到湘关上，给关羽取。怎么都不像是“擅取”。而且，关羽再怎么倨傲，再怎么瞧不起东吴，也不至于这个节骨点去主动找东吴挑事。总之，就是个官宣的背刺理由，有没有也无所谓，事后也没人在意这个。
夷陵之战后，吴蜀复通，东吴不吭一声袭江陵，事后总要有个官方说法。袭江陵，尚可用当年的“借荆州”公案含糊过去，而杀关羽，就只能把责任推给关羽。
蜀汉要跟东吴恢复外交，也就在外交场合上默认了这个结果。
根据《晋书 乐志》所载：是时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名，以述功德受命...... 改《巫山高》为《关背德》，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，权引师浮江而擒之也。改《上陵曲》为通荆州，言权与蜀交好齐盟，中有关羽自失之愆，终复初好也。
这两支鼓吹曲皆传后世了，《宋书 乐志》记载的有曲子原词。由于是吴国官方鼓吹曲，后来跟蜀汉重新结盟了，不能在曲子里骂蜀汉，就把吴蜀联盟破裂的全部责任，推给了关羽。
《关背德》讲关羽对不起东吴，所以孙权除掉他。还把当初荆州划分的争端责任，全给了关羽。
《关背德》者，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，心怀不轨。大皇帝引师浮江而禽之也。 “关背德，作鸱张。割我邑城，图不祥。”
《通荆门》就更过分了，这是作于吴蜀复通好的颂曲，也就是作于夷陵之战那一年，夷陵之战七月结束，九月份魏吴交战，于是在十二月，孙权向刘备请和恢复外交，吴蜀结束敌对关系，恢复外交。
《吴主传》十二月，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，始复通也。
此即通荆门之意。
《先主传》孙权闻先主住白帝，甚惧，遣使请和。先主许之，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。
此曲讲关羽是孙刘两家短暂交恶的罪魁祸首，也是夷陵之战的罪魁祸首。吴蜀本亲爱，是“谗夫”关羽其中作乱，吴蜀皆恨他，而粉饰自己是为孙刘两家除害的正义之师。除掉关羽后，吴蜀如今复通于好，以曲歌颂。
《通荆门》者，言大皇帝 与蜀交好齐盟，中有关羽自失之愆，戎蛮乐乱，生变作患，蜀疑其眩，吴恶其诈， 乃大治兵，终复初好也。 “汉王据蜀郡，崇好结和亲。乖微中情疑，谗夫乱其间。”
这首曲子里，正式称刘备为汉王，吴蜀之所以在夷陵之战结束的同一年就复通，是两家互承认合法性。
孙权请恢复外交的历史背景，就是他改年号，吴王脱离魏国独立，需要刘备的支持与承认。
而之前刘备称汉中王时，东吴没给予承认。此时的外交条件就是两家承认对方的王国合法性。东吴承认刘备汉中王，而不承认其季汉皇帝的合法性。但即便是汉中王的合法性，也是刘备所需要的，所以两家复通。
《吴书》郑泉使蜀，刘备问曰：“吴王何以不答吾书，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？”泉曰：“曹操父子陵轹汉室，终夺其位。殿下既为宗室，有维城之责，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，而於是自名，未合天下之议，是以寡君未复书耳。”
《江表传》：权云：“近得玄德书，已深引咎，求复旧好。前所以名西为蜀者，以汉帝尚存故耳，今汉已废，自可名为汉中王也。”
这两条史料相互补充，与陈寿所载《先主传》、《吴主传》两家在孙权改年号恢复外交相辅，而无其他史书矛盾，所以不疑为假。
所以，《通荆门》此曲，作为吴蜀相互承认政权、恢复外交的颂歌，把导致两家交恶的责任全部推给关羽，即便蜀汉背后骂孙权，蜀汉政权在面对东吴外交时，也是必须认同的。
在诸葛亮时代，吴蜀正式恢复联姻、结盟关系，也是在同一年，孙权结束与魏国的外交。
此时，出使吴国的邓芝已经承认杀关羽的孙权“命世之英”了，在孙权称帝后，也顺理成章的承认“二帝并尊”。那关羽搞破坏，导致吴蜀交恶的历史，是两国外交场合永远承认的。
所以，在当时两弱敌一强的形势下，吴蜀复盟，是必须要做的事。
关羽，就这样背负了当初“人和”的责任，也是必然产生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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