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鹏/文
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，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、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，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。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亦表示，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，引导和调控好利率水平，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。
这无疑向市场传递了清晰的降准降息信号，也点燃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，特别是降息的期待。回顾过去几年，央行的降息操作让实体经济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的“温度”。自2024年至今，1年期和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已分别累计下调45个基点、70个基点至3.0%、3.5%，使得企业平均融资成本和居民房贷利率从高位明显回落。
然而，在政策暖意之外，我们也应看到，当前的经济肌体需要更强有力的“活血化瘀”，从家庭到企业，对融资成本台阶式下降的渴求十分迫切。市场期待更大力度的降息，这也是巩固经济持续修复、迎接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的现实需要。
当前，微观主体的“体感温度”仍然偏凉。企业层面，尽管名义融资成本在下降，但考虑到物价水平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负增长因素，其实际融资成本依然较高。更为关注的是，部分企业的利润下降幅度相比融资成本降幅更大。相关数据显示，2022年—2025年，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均值下降到2.7%，因此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看，企业扩大再生产、新增资本开支，如果看不到未来收益预期，投资的意愿就会受到抑制。这也是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居民层面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依然承压，这已成为制约内需扩大的主要瓶颈。中国央行原副行长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胡晓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，当前消费疲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“房贷债务压力过大”，居民债务中有3/4来自房贷。事实上，在房价经历下行调整的周期里，房子资产的缩水幅度大幅超过了房贷利率的下行幅度，导致居民实际债务负担加重。节省开支、确保月供，已成为许多家庭财务安排的首要考量，也使得“不敢消费、倾向于储蓄”成为普遍心态。
2025年只有一次降息，幅度为10个基点。截至目前，LPR已经连续9个月“按兵不动”，市场普遍预期2026年降息幅度在10—20个基点。但这一幅度或许难以形成强烈的信号效应，来扭转市场主体的谨慎预期。当下，常规力度的降息，其边际效应可能已进入递减状态。要实现“稳就业、稳企业、稳市场、稳预期”的目标，有时需要超越市场普遍预测的、更有决断力的政策行动，才能有效打破观望情绪，真正激发微观主体的行动和活力。
更大力度的降息，带来的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。大幅降息将显著降低企业存量与新增贷款的成本，同时可能推动资产价格重估，为上市公司提供更便利的股权债权融资环境，这会直接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，降低经营压力，还能增加企业的资产收益和投资意愿。当资金的成本低于项目的潜在回报时，企业投资的闸门自然更容易打开，这势必为投资“止跌回稳”注入更多“自发的力量”。而对于居民负担的减轻，大幅降息的效果将更为直接和普惠。债务压力的舒缓，也是让居民敢消费、愿消费的前提。进而，对于消费的刺激作用便会逐步显现。
当然，实施大力度降息也需要直面银行业的现实关切，即净息差收窄带来的盈利与稳健经营压力。银行的反对声音主要源于“存款刚性成本”，即贷款利率快速下行而存款成本调整相对滞后。解决这一矛盾，需要精巧的政策搭配与协同改革。例如，通过适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，向银行体系注入长期、低成本的流动性，可以直接对冲一部分负债端成本，为银行向实体让利提供空间。又如，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贴息等方式，或者央行通过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分担部分特定领域（如中小微企业、绿色产业）的融资成本，间接缓解银行的收益压力。毕竟，实体经济的稳健，才是银行业健康发展、金融体系维持稳定的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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